《聊斋志异》之艺术形象探微

《聊斋志异》之艺术形象探微

江 苏 王 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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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论起谈“妖”说“鬼”的文学作品，那是必然要提及《聊斋》的，这是任凭思维怎么转圈儿，我们都不可能，也不应该拐开的一个焦点。作者在书中描述了一些发生在花妖狐媚与人际之间的故事，奇思妙想，层出不穷，至今仍然散逸着难以言说的艺术魅力。笔触生动细腻，叙事明白畅达，情思深沉凝聚，确系古典志怪小说中不可多得的精品。

只不过，“妖”与“鬼”成了这些真实心灵的躯壳，是掩映他们滚烫人情的华美装饰，故而有“花妖狐魅，多具人情，和易可亲,忘为异类”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二十二篇，东方出版社）的说法。更不免让人感叹的是，她们有这等惊若天人一般的美貌，却又为什么不是我族类呢？这里面不仅分明带有作者一种深沉的遗憾，还隐含着他发自心底里的强烈的不满情绪。这是值得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耐心咀嚼品味的。

史载，《聊斋志异》成于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，蒲松龄从二十多岁起开始创作，四十五岁的时候完成全书。这一段时间里发生了几起耸人听闻的文字狱案件，先是在康熙二年(1663年)五月二十六日爆发的“庄廷鑨明史案”，以“主犯”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，另有数百人被牵连发配充军而告终。接着就是康熙五年(1666年)，发生在山东的黄培诗案，思想家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，后来经朱彝尊等人四方营救才得以出狱。

试想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一位渴求功名的普通书生，心性柔弱，他如何敢写出那些大逆不道的文字呢？故而，只有醉心于“牛鬼蛇神”“花妖狐媚”，以此来传达所思所感，表达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愤怒与不满。这从蒲松龄一次南游途中创作的《感愤》一诗里，便可粗知隐情。“漫向风尘试壮游，天涯浪迹一孤舟。新闻总入鬼狐史，斗酒难消磊块秋”，较为鲜明的指出了创作《聊斋》的意图，也就是借“花妖狐媚”之事寄寓心意，以通郁结之“磊块”。

所以，《聊斋》它不只是谈妖魔鬼怪的香艳故事，作者更并没有简单地把趣味停留在吸引眼球的形式感上，所以那些粗暴地把该书当作休闲取乐的游戏之作的人，他们定然是看走了眼，忽略了作者深藏其间的思想感悟，犯下了文本读解上的致命的错误。对待诸“妖”各“鬼”的申辩，我们怎么能够置之不理呢？凭着良心，我们就应该还他们以公道，让世人理解其中蕴蓄的辛酸与悲苦。

其实，压根儿就没什么“妖”和“鬼”，他们无非是人的化身，而且作品中的生活，也不过就是当时社会生活折射的影痕而已。还记得在一九六二年，郭沫若先生给蒲松龄纪念馆题写的一幅对联，上联是“写鬼写妖高人一等”；下联是“刺贪剌虐入骨三分”。一语中的，妖和鬼比人更懂人情，则让人性中的粗鄙丑陋完全暴露在日光之下了。

可以说，《聊斋》中“妖”与“鬼”都是生命里鲜活的焦点，是蒲松龄在虚幻社会人生中设置的魔障，它们融入他切身的感悟；小说之所以被冠之以“精品”之名，就因为它是作者悲悯情怀思想的结晶。至于“诡谲玄冥”之气，也不是凡物常事，儿是作者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个性所致。形成如此气象，对蒲松龄来说，应当算是一场写作的冒险之旅，稍有不慎的话，便会引来杀身之祸。